《誰的國語？誰的普通話？》是一本：「從官方政策、教育現場、大眾傳媒到常民口語習慣，看兩岸語言標準化如何為社會規範、身份認同與國族政治服務」文化研究的書籍。這本書內容紮實，但讀起來門檻不低，老實說我自己也在「台灣巴別塔」這一章卡了好一段時間——大概也是因為這個章節，對自己來說最有感觸吧。
看到「台灣巴別塔」這個章名的當下，我大概就已經知道，這注定會是一段讀來讓人心情沈重的歷史。對於一個故事中悲傷的部分，我總是有一些預感，「啊，這樣的鋪陳，這件事很難善終吧」、「這邊鐵定會發生遺憾的事吧」。然而當這樣的預感來到歷史現場，當我跟著文獻從民國初年注音符號的起源，走到日本投降後的台灣，那種沈重感，正如同在閱讀那些早有預兆的悲劇一樣。
不熟悉這個典故的人可能會好奇，巴別塔是《聖經》〈創世記〉中人類為通天揚名而合力建造的高塔，因觸怒上帝而遭變亂語言，使眾人彼此再也無法溝通，工程因而被迫停擺，人類也就此分散四方。使用巴別塔來形容日本投降到 1960 年代的台灣真的是貼切、又讓人心痛。但這裡想借用的，與其說是「語言太多、彼此不通」的那種混亂，不如說是後來那個想強行把所有人的聲音變回同一種的過程——那個過程，才是真正讓人揪心的地方。
對於過去強制語言政策及混亂情況，從沒少聽長輩分享。所謂的「國語」從日文變成華語的那一輩人，我自己的祖父母倒沒有到失業這麼戲劇化的地步，但語言的斷裂確實讓他們的教育品質受到影響；而且他們其實從未真正精通「國語」，我和他們的對話始終仰賴那些支離破碎、連我自己都說得不太輪轉的台語——明明是母語，卻讓人有種說不上來的、微微的難過。如果巴別塔的變亂真的存在，那對我們家來說，它大概不是一夕之間發生的雷擊，而是日語、華語、台語一代一代靜靜地在餐桌上換手，直到誰也接不住為止。世代交替，到了在學校講台語會被罰錢的父母輩，台語漸漸不再是家裡的主要語言，母語的傳承也就這樣被打了折扣。台灣鄉土教育正式納入課綱已經超過 20 年，但連在本土教育崛起中成長的自己，都自認不算是很會說台語。
如果說巴別塔的坍塌是語言被打亂的結果，注音符號的推行某種程度上就是反過來——想用一種語言統一所有人的野心。從其緣由來看，中華民國初期已經推行三十年都未能成功統一，卻要在一夕之間，讓超過一百萬個尚未統一、口音各異的外省移民，加入以日語、台語為母語根基的台灣島——由現在的自己回頭審視，似乎注定要以悲劇收尾。書中卻也提醒，若只用「文化帝國主義」或「政治迫害」這樣強硬的框架去解釋「獨尊國語」政策，其實會忽略掉當時逐漸展開的社會緊繃與時代複雜度。讀到這裡我是同意的——畢竟這一切是在戰爭剛結束、政權交替的種種複雜背景下發生，若只用單一意識形態去理解，反而抹平了歷史現場的層次。
在台籍菁英多以日語為本位、外省移民又帶著超過一百萬種不同口音的狀況下，台語一度被視為比國語更貼近彼此的溝通橋樑，官方也假定懂台語的中老年人能藉由這套策略順利銜接國語，是合理而有效的辦法。但現實是台語和所謂官話的差距其實沒有想像中小，而且台灣社會裡除了說台語的中老年人，還有從小學日語長大的年輕世代，以及以客家語、原住民語為母語的族群，「台語橋樑」根本涵蓋不了所有人。更麻煩的是新來者輕蔑的態度：先前學日語的人被錯誤地貼上「殖民者的奴隸」標籤；如《少年台灣史》所述，禁止日文刊物發行，更直接讓當時台灣的精英淪為半文盲。這些層層疊加的衝突與拉扯，最終還是間接促成了「二二八事件」的爆發，也讓後續的「語言同化」政策力度不減反增。
從這些段落中也能感覺到，當時島民並不是不願意學習國語，只是為什麼該精通國語的大陸人，自己的口音也一樣混亂？這一切其實與國語本身尚未統一有關——想在短時間內讓所有人對齊一套還沒定案的標準，最終也只能仰賴強硬的手段。
讀完這一章，忍不住想到自己這幾年也在思考的「中國用語」議題——語言從來不只是溝通工具，而是承載著身份認同與政治意識的容器。國民政府當年用注音符號和「獨尊國語」政策，試圖抹去台灣島上原有的語言生態；今天換成另一種方向的擔憂，是中國網路用語透過抖音、小紅書這些這個世代慣用的平台，悄悄滲透進台灣人的日常語言。規模與強度當然不能相提並論——一個是政權動用公權力的強制介入，一個只是文化滲透下的日常選擇——但兩者背後，其實都指向同一個問題：誰有權力決定我們該說什麼話。巴別塔的傳說裡，語言的變亂是天神降下的懲罰，讓人類從此各自分散；但台灣的故事告訴我，語言從來都不是意外變亂的，而是一直有人很努力地，在替我們決定這個問題的答案。
這張封面照片是我自己在台北街頭拍下的——光復北路，一個再平凡不過的路名。「光復」其實是官方為 1945 年政權轉移所定下的說法，時至今日已經快八十年，這兩個字卻還好好地掛在路牌上，成為我們每天經過日常風景。